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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时世不会因为“寻找”而变得葱绿 ——评胡迁的《大象席地而

  原标题:艰难时世不会因为“寻找”而变得葱绿 ——评胡迁的《大象席地而坐》

  《大裂》是胡迁的短篇小说集,收入了《倾泻直下》、《漫长的闭眼》、《荒路》、《猎狗人》等作品。它们不惮以“故事内叙述者”的第一人称深度扎入叙事层,以干净利落的笔触蘸着暗色调的反讽,精准地测量着世界的荒谬和荒芜,写出了“当代青年”的生存样态——一群在社会边缘的缝隙里游弋不定的“卢瑟”如何生、如何爱、如何寻找、如何死去,而最终,这一切都被证明不过是一场徒劳。

  我没有看过《大象席地而坐》的电影,此处仅就小说而论。小说讲述男主人公“我”从黎凯那儿听说花莲动物园有一头大象席地而坐,无论人们是叉它、看它、还是扔东西给它,它都不理,“那是我听过最好玩的事”。黎凯一直想去看那头端坐的大象,但那是一年前的事了,现在他已经跳楼自杀,原因是老婆劈腿,而劈腿的对象就是“我”。

  在胡迁的小说里,类似这样滑出道德轨道的事情并不少见:《一缕烟》里室友女朋友对“我”的非礼、《张莫西去了沙漠》里的编剧和女助理的不正当关系、《婚礼》里的影楼老板与女会计的约会。但是,胡迁并不将这些事件放置于任何社会化的层面进行谈论。对他来说,这些事情就和画无聊到死的画像、写没有意思的剧本、谈子虚乌有的项目一样,都是生命中必不可少但又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们占据着生命的流量,改变着时间的形状。一切就这么发生着、堆积着、推搡着、消耗着、流逝着,然后留下一团团很快就会被蒸发掉的模糊印痕。

  在《大象席地而坐》中,由劈腿引发的死亡事件在叙事节奏上保持着很快的速度。从发生到被发现到目睹跳楼,大约只占小说的五分之一。“我”为了逃避此事,跟着一个项目去了台北。去台北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追随一个不爱“我”的女人。她“总是很忙,有一堆事情要做”,并且果然冷酷如故地讽刺“我”、打击“我”,最后潦草地打发了“我”。“我”一个人去了花莲,看游客津津有味地吃像牛皮纸一样的烤野猪肉,听民宿老板嗨聊他的世界游历。“我”实在太无聊了,所以报名加入了两个更加无聊的旅行团,把一车人的心情搅和得糟糕透顶。

  胡迁的叙事有一种“流动性”,即他不会在某一事、某一细节上往复徘徊,精雕细琢,而是从此一事件飞快地滑向彼一事件,然后环环相扣地将人物送往叙事的终点,或者干脆置之于死地。他对荒谬时世的评点则天衣无缝地藏纳在人物的对话和脑波里。比如,当“我”爱的那个女人说和“我”呆在一起不舒服时,“我”说:“我不觉得人什么时候舒服过。”比如,民宿老板说他是个流浪汉,“我”不禁质疑:“流浪汉有这么一栋楼?”再如,我在路上看到一只死鸟,想起自己养的柴犬。因为狗贩子卖的是病狗,所以它不停地生病、吐虫子,直到被“我”在困累中失手打针过多而死。诸如此类的发问、质询、暗中揣摩、联想回忆,将人物对事件的荒谬感受进行显影和固形。它们就像是从木板背部钉入的钉子,钉在文本的间隙里,仅仅露出尖锐的闪着冷光的细部,坚硬、冰凉而顽强地向着这个世界发出倔强的呼吸。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为什么执意要去动物园看大象、为什么想尽办法贴近它弄清楚它席地而坐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是一场漫长的寻找。从一年前听到这件“最好玩的事”开始,“我”经历了意外、死亡、追随、被抛弃、被漠视、被打击,最终只想完成、也必然要完成这一场寻找。

  但是,胡迁的“寻找”和大部分作家的“寻找”不同。如果说很多作家在小说开头设置一个“寻找”的源头,最终是为了完成它,或从中悟出什么道理的话,那么,胡迁的“寻找”没有任何附加的意义,没有任何超出“寻找”之外的余赘。“寻找”就是“寻找”本身,完成“寻找”就是完成这一行为本身。所以,毫不意外,艰难的时世绝对不会因为这场漫长的“寻找”而变得青葱翠绿。世界依然如故,甚至更加残酷。当“我”贴近大象、发现它是因为断了腿不得不席地而坐时,“我”又想笑又想抱着它哭,但是五吨重的它“一脚踩向我的胸口”。在弥留之际,“我”看到工作人员一边跑过来一边骂着什么。这可能就是世界留给“我”、也是留给胡迁的最后的“礼物”。

  胡迁是当代写作中最接近加缪的,不是那个通过“西西弗斯”和“鼠疫”表现反抗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加缪,而是那个在《卡利古拉》和《误会》中以“孤独者的洞察力”注目人类荒谬命运并以文字为之送行的加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