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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PE htmlhtmlheadtitle data-vue-meta=true[书评]胡迁《大象席地

  胡迁和他的长镜头电影《大象席地而坐》成为了标志和象征。更成为现象和某种典型案件。在考察一个年轻导演的成长史和陨灭结局时,梳理胡迁作为一个作者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中隐匿有关人生事关意义与价值的观念,很有必要。在捍卫长镜头的背后是胡迁自始至终的虚无感以及对生活长期徒劳悲剧性的隐喻,即对生命流程性的拒斥。在考察作者死亡与其艺术作品的价值关系上,理性地分析胡迁越渡性写作与电影中的非理性部分成为关键之匙。

  “我看见一团虚无的东西,从远处门缝里涌进来,告诉我,不论是站在原地,还是做点什么,比如跑起来,其实都不会改变什么。”

  这是26岁的胡迁在拍摄26分钟的毕业短片《夜奔》结尾时,影片的主人公经历一些荒诞不经的黑色幽默过后,奔跑在黑夜的公路上,路灯交错,呼吸急促,胡迁塑造了一个被生活遗弃的男人的日常,随着这句话,落下帷幕。

  首先,回溯胡迁23岁时完成的长篇小说《小区》,在他的塑造下,小区就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伤害连接成一片的地方。以小区里一个女人赵湘的死引出一段段小区中的人互相猜忌与“我”在钩沉往事时所牵连出的一个个人心底里最暗的底色。再安置在1996年这个社会最特殊的年份里,在严打的氛围里,一起凶杀案,与这个女人有细枝末节瓜葛的人都被揪走并审问。而真正的凶手其实是主人公“我”的同班同学,年纪大约十岁左右。

  《小区》中的“我”年岁也与凶手一致,心底里其实也存在着不由分说的恶意。类似电影《坏种》将所有叙事的逻辑起点推到了儿童先天的恶的暴力属性,贴近于荀子的人性论。在整个社会的潜意识里,儿童恶的属性被故意遮蔽,被包裹,当它忽然以最大的恶意释放的时刻,叙事的结尾便使得读者讶异不已。比如《唐人街探案》第一部结尾侦探秦风说出的那个假设,假设思诺是一切事件的主谋以及她的诡异微笑,都给观看者带来某种道德冲击。

  如果儿童的这种恶意不加规训,他的成长将划入不容置疑的黑暗中。但胡迁质疑的是这规训过程中那些矫枉过正的时刻。比如胡迁在《小区》开头陈述的:“我对十二岁那年的记忆总是不可控的惶恐”,在追溯童年的时候,胡迁说:“所谓童年,就是一个很轻易就可以让自己什么都荡然无存的时期”。稍后,胡迁解释了这“荡然无存”的原因是“为什么会有一群人在我还充满困惑的时候,教给我无数个至今都认为十分愚蠢的观念?而又是谁告诉了他们?”

  这就是胡迁的矛盾,这种矛盾其实也在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中体现出来:究竟去不去看那头奇怪的大象?电影中的人物去了,结局停在了火车停站的路上;而原文本是小说主人公是真的去到了那头大象的现场。而胡迁自己的观点其实是与电影中那个狗死了的老人一致:去看了又能怎样?或许你以为的看过之后可以带来的治愈会在抵达的那一刻,荡然无存。这就是胡迁所表达的:

  “我从几年前开始,即无时无刻不再沮丧,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要发生什么也从不期待,因为人类有很多流程性的事情可以帮助他们度过大部分时间,这不是一个好答案,但是会令人失望。”(《漫长的闭眼》)

  那种“愚蠢性的观念”就是这些“流程性的事情”,而对这种细小的事情影射的这个社会的那种步骤性的规劝的不解与困惑或许才是最终导致胡迁自杀的重要原因。其实,胡迁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自我与他者之间横亘的恶意究竟该如何努力地删除?或许他努力地想要删除,但都失败了。

  他在近4个小时的电影中用极致沉默的长镜头努力地表达出人物当时被恶意包裹的每时每刻。但他要强力要保留的近4个小时的版本被扼杀,这在胡迁的长篇小说的《牛蛙》后记中他说:“当我的电影被外力瓦解掉,之后我度过了两个多月的绝望的日子”。他的坚持与主流电影时长背离,他电影中人物漫长的沉默与停滞的长镜头被认为上映时,是会留不住观众的。更重要的是,他是个年轻的初出茅庐的导演,他没有资格叫嚣整个电影行业根深蒂固的那种“流程性”的东西。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年轻的导演,先向市场妥协为90或者120分钟的电影时长,慢慢地,用等待与坚持来换回一个导演的声望,然后再来拍摄4个小时漫长的电影的资格。为了这个资格,或许按照正常的流程性的步骤,胡迁需要等到60岁或者更久。胡迁用自己的第一部导演电影的实践戏剧性地体验了他在电影中所处处描摹的恶意。

  这种流程性或许存在例子,就像胡迁崇敬的匈牙利电影导演贝拉•塔尔堵上了自己电影导演的全部声望拍摄的封山之作《都灵之马》,用近三个小时的长镜头控诉了生活的徒劳性。当时的他已经近60岁了。而胡迁却以自己不到30岁的年轻电影导演的身份拍摄了比《都灵之马》都长一个小时的《大象席地而坐》。(胡迁曾带着自己的剧本《金羊毛》参加第十一届FIRST电影节,这一届的评委就有贝拉•塔尔)

  因为没有流程性累积的导演声望与资本,如果不妥协,电影被外力消解掉实属必然。这个外力就是电影工业市场和资本与金钱。被外力叫停的我们根本没有看到的电影汗牛充栋。

  但很显然,胡迁拒绝他的电影被消解掉。他懒得等待流程性,或者说是不屑等。他用自杀的方式炸裂般逆势坚守住了4个小时电影最终的上映,就像一个战士在敌人的碉堡面前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一样。但是,胡迁面对的敌人是谁呢?恰恰是那流程性席卷而来的规训与恶意。或许当尼采抱住那匹被鞭子抽打的都灵之马时,他就已经疯了。这个画面的定格拥有极致的隐喻与象征。

  我想再次强调,胡迁对于“流程性”的质疑,这才是最根本的。对于世界,他保持了童年到如今的那种困惑,这种困惑胡迁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我在一年前出版了第一本书,接着是第二本,同时我拍了部电影。做完这些事之后,我发现没有任何状况发生改变。也就是说,那些十几年前所期待的——虽然我并不知道期待什么——都没有发生,构成我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原封不动地矗立在这里。”(《我们四块儿废铁》)

  这种困惑如影随形,令胡迁震惊的是那些期待也可能荡然无存,也就是说自己到头来追逐的那些个期待其实是一团更虚无的东西。就像《夜奔》中那个男主角一样。但很多人早已经习惯了这些困惑,变得不再质疑。

  胡迁在接受《文学报》编辑采访的时候说:“你很难在当代社会找到任何问题的答案……一种无力感……不该把习惯了某种方式当作跨过了某个阶段。你只是习惯了,并没有搞明白……我身边接触到的35岁以上的人已经用丹田看透世界,45岁的人得道成仙……他们可以轻松概括世间一切事物,其实能懂什么呢?”

  不懂装懂,很简单的话却遍地都是这样的人。是什么使得我们逐渐成为了这个世界规训的接受者,而不是质疑着这个规训?在这些规训制定之前,谁在那里说话?我该怎样同这个“谁”说线岁的胡迁在《小区》里说:“他什么都不会找到的。”

  28岁的胡迁在短文《猎狗人》中,经过一番人抓狗的斗争后,在主人公歇脚吃面条的时候,突然说:“我们还要活多久?”这个质疑被台湾小说家黄丽群在《大裂》的书序中换成了另一个问题,但主题不变,即:“我们还要被伤害多久?”

  将这些字句连接起来,然后又断裂,直至坍塌。胡迁一直在小说中叙述一种寻找,这种寻找没有结局也没有意义,只关乎寻找本身。我在梳理胡迁文本的研究中一直思索的问题是胡迁究竟在寻找什么?他要找到什么?后来我找到了答案,他要找到的其实是什么也找不到。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胡迁最重要的两篇小说《大裂》与《牛蛙》,他带给这个世界两个重大隐喻,前者是“火车隐喻”,后者是“子弹隐喻”。他给出了答案:我们活不了多久,我们会一直被伤害。如下:

  “世界会越来越坏,这一点无法控制,比如一列火车冲入悬崖,也是从头到尾按顺序坠落,这趟火车就是二百年的时光。”

  “阻止自杀的也许是虚无本身。虚无是站在路口,此路口有很多条通向各个方向的道路……但都不如站在这儿好。这里又好像是某个事物中心的位置。假如在这样一个位置,我把枪掏出来,朝着任何一个方向开一枪,只要我还等在这里,一年,两年,人生的某个阶段里,那颗子弹必定会从我背后的方向飞行而来,如大鹏展翅,如一粒降落的果壳,然后穿过我的后脑勺。届时只需要等候在原地就可以了。在等待那颗子弹的过程中,一年,两年,在不确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也许会完成某件事。”(“绝望地等在原地”,这个观念就是电影版《大象席地而坐》与文本版的差异。两个版本结尾的重大差异,电影比文本稍显温馨一点,是等在了原地,并没有真正看到大象为什么席地而坐。是稍有希望的结局。)

  这两个隐喻直指人生的绝望,荒诞是绝望的调料,人生终将走向忽然的死亡,但并非平静,而是意外,是偶然,但你自已无能为力。虚无感自胡迁毕业甚至自胡迁高考前甚至更早就根深蒂固的存在,无论他是否妥协这些荒诞的流程性的东西,都无济于事,世界不会照顾你分毫。胡迁认为自己所有一切的努力只不过是等火车掉下,等子弹莅临。

  于是,胡迁在《牛蛙》里说:“我一想到有什么东西会变好,就会非常伤感。”这是反讽,冷而极致,必须要说的是,胡迁从未接受这个世界对他流程性的规训,他一如既往地对这个世界失望,他的经历大致也是如此。他经历了漫长的自我主体性消解的时刻,就是不断地妥协,在妥协中试图反抗。

  比如他高考了三年,每一年的难度与艰难的程度以及周遭人对他的看法都在升级,世界总是会嘲弄一个屡战屡败的人。他考上了一个荒芜人烟的大学(这里有《大裂》的原型存在),后来退学又继续高考。艰难地终于考到理想的大学,但拒绝导师给他安排的商业性电影作业,但最终又一次妥协了,他自述对这一妥协的憎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及不断地自我惩罚。

  他惩罚的方式就是他笔下或者摄影机中的人物都处在一种极致的暴力与肆意伤害的游戏中,像《城堡》中那个一直都等不到人的老K,老K按照那里的流程与规训等待着,但那个遥远的地方根本无所谓流程,玩弄着老K,最终只能是一个等死了的结局。胡迁不想等,或者他其实等过,但没有结果,只是一个冷涩的结局。他的困惑与愤怒与日俱增。

  他笔下的人物笑着别人,笑着自己,却无力自保,在揭开世界是暴力本质的同时也在保护着自己。他极力地想把这个世界描述成一场游戏,但现实的困窘数次提醒胡迁,就像胡迁在《大象席地而坐》的电影版结尾处是众人听到了遥远地方的大象的叫声,但到了文本中,短文中的主人公看到了大象席地而坐的真实原因,在想给大象一个拥抱的即刻被大象用脚踩死。电影的结尾与文本的结尾的区别就是鲁迅那夏瑜坟上的花圈,是胡迁为观众手下留情。

  在胡迁的小说文本中,那种忽然的暴力是一以贯之的。那些个人物的表象似乎是无所谓的,但内心却又是认真的,认真地去无所谓。那种灰心丧志、自暴自弃、妄自菲薄,甚至自毁前程的种种人物变得疯癫与离奇,逐渐走向了故意制造死亡的仪式。

  胡迁那些小说中有三处叙述令我震颤,这种震颤的感觉还要追溯到我第一次读郭宏安译本的《加缪中短篇小说集》的时候。有评论家也说过“胡迁是当代写作中最接近加缪的”(曹霞)。

  如果说胡迁那两个惊人的隐喻令我瞠目结舌,那这三处带有预言性质的叙述令我不可思议,甚至哽咽:

  第一处:在《大裂》中,“我”和赵乃夫等同寝室的人在荒芜的土地上挖着期待中的黄金,越挖越久,越挖同行的人越少,在挖掘的中期,“我”和赵乃夫在天色昏暗里还一直挖着。忽然,他们看见了一块被压多年的即将腐烂的木板,上面的一行字几乎无法辨识,他们凑近了一些,木板上歪歪扭扭地刻着一行字:“你将无父无母,无依无靠。”他俩站在冷风中不知所措。(这就是寻找与期待的主题)

  第二处:在后期,被胡迁称为“越渡”的小说创作中,即《远处的拉莫》,他说“最末,如逃离梦魇般终结掉一次被侵入”,这种“被侵入”,其实就是进入了另一个空间,即这种写作是危险写作,即一种渡劫般地写作,在《远处的拉莫:边界》中胡迁塑造了一个末日残像而又带点魔幻色彩的世界,末日的政府不让家家户户自己种植蔬菜,临时政府要控制能种植的土壤,要保证政府在食物来源上的唯一性与权力。有一些家庭私自保留土壤被发现,父母被杀,女人被像狗一样栓在妓院里供人发泄,并烧掉房屋,毁掉一切。就是在这样一座曾经惨绝人寰的空楼里,寻找远处拉莫的“我”走了进去,在墙上发现了一行字,应该是用骨头刻上去的:“我们无法触碰,亦不可调和。”(这是在末日里寻找)

  第三处:也是在越渡中的胡迁后期创作的《祖父》,因为一些无关紧要但难以忍受的原因,祖父杀了人,我也杀了人,我和祖父都奔向了逃亡的路。在途中相遇,在一起逃跑的路上,祖父对孙子第一次说出了“对不起了”的话。就在这个时候,祖父突然停下来说:“我到了”,“我”疑惑地问:“到哪了?”祖父说:“我出生的地方”。之后,“我”为祖父挖了一个坑,祖父躺进去,“我”转身走向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结尾最后一句话是:“而我根本判断不了自己出生在哪儿?”(祖父找到了,而“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这些字句在胡迁充满神秘而晦暗的文本氛围中突然出现,就像《圣经》传道书中忽然将虚空提升到最高的位置: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而后就是最为知名的话了:“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所以,突然之间,横亘在胡迁前方的,看似是些生离死别的事情,但就像胡迁的一首短诗《微笑》的最后两句“上帝拴着一切,缓缓勒死”。

  “上帝”似乎象征着无法逃脱的那些流程性的“宿命”,这宿命包括生老病死,胡迁跳过了老与病,直指生命的无可忍受,而“缓缓”象征着活着的艰难。明知绝望在前方,但什么时候会突然抵达?

  在胡迁自杀前5天,为了接近戏剧中的人物,他连续20多天酗酒换来了严重的失眠和焦虑,当然也换来了越渡到写作的另一个空间里。写作常常进行到凌晨5点钟,而这个剧本叫《抵达》,一群亲密的人之间互相无法忍受猜忌以致互相杀害的故事,它比萨特的《紧闭》更令人窒息,它比加缪的《误会》更加充满荒诞,那它抵达的是什么呢?

  在胡迁后期的创作中,他改编了一个真实事件的故事叫《海鸥》,而它的背景是引起1983年严打的一则令人震惊的案件,29岁的胡迁把凝视的点放在了1983年,在他最初尝试写作的23岁,他把凝视点放在了1996年,胡迁对于极致社会环境下极致人性的对撞与冲突深感兴趣,当然也深感困惑,令人不安。

  《海鸥》的结尾是:“炸药引燃时,白鸟飞起,所有的事物抵达了有雷声的荒原”。

  阿尔贝加缪在《堕落》的结尾处叮咛着他人:“我们是奇怪而可悲的人,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惊讶和反感的机会就不会少。”胡迁反思了自己一路以来的生活,反感大于惊讶,他平静地走向了那个狭窄的楼梯口,别扭地将自己一米八三的大高个缩进上吊的绳子里,他近乎是跪着上吊的,他望着充满刮痕的空气,再次强调着:

  生活并不是按照顺序与流程来的,它跳跃着,不是钟摆也不是锤子,它不规则亦可幻化成各种武器,它佯装跟你谈判,然后用你曾击发的那颗子弹击中你,你亲手杀死自己,无可厚非,也无需隐匿。

  或许,在一段悲伤的叙事中我们总是习以为常地存在某种弄虚作假的情感的成分,那种拙劣的眼泪以及某种物是人非的感觉。但在具体的钻入那些字里行间里,我们必须惶恐地去承认与尊重每一个人选择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如果你我能有幸发现了某种令你困惑的真理的时候,是选择沉默还是选择记录,这或许就是我们对抗生活的某种荒诞性的意义。